杜长期从事口腔修复工作，在口腔修复方面有很高的造诣。她主持的“SDA-I牙科熔融合金的研制与应用”和“CW-PA烤瓷Ni-Gr-Nb合金的研制与应用”课题研究，分别获得省、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。1953年，四川医学院毕业仅三天，她就加入了西藏昌都民族卫生大队，投身于西藏口腔卫生事业，为西藏医疗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。曾任四川大学华西修复教研室主任，卫生部医学院校口腔医学教材，《中国口腔医学鉴》编委。
【听医者讲述】
杜传诗教授把青春都奉献给了西藏口腔卫生事业，为解除藏族同胞的口腔病痛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，直到退休之后，依然坚持临床带教，继续为中国口腔医疗事业发光发热。
建国初期，我国医疗卫生水平很低，很多偏远地区急需大量医学人才建立基本医疗秩序。当时作为一名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，面对就业选择，我有着那个时代的青年——最简单最真诚的愿望，去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，去最艰苦的地方开花结果！
1953年，在四川医学院毕业后的第三天，我毅然随老师(杜的同学，1953年华西口腔医学专业毕业，编者注)加入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，踏上了去西藏昌都的道路。就这样，带着坚定的信念，我们一路到达昌都后，迅速投入到昌都国家卫生大队的工作中。
昌都的生活条件很差。所有物资都是外省汽车运输，当地几乎不产农作物。为了保证前方筑路部队的补给，运到昌都的生活物资非常有限。卫生队都集中在食堂，吃各种干菜、腊肉、牦牛肉等。一直以来，没有新鲜的蔬菜吃，水果就更别想了。如果你想吃新鲜蔬菜，你必须开垦和种植自己的土地。于是，每天下午下班后，我们背着劳动工具，扛着粪走3、4里路开荒，然后下一个二三十米的坡，到河边浇水灌溉。秋收时节，意外收获了一批圆萝卜、莲藕白、土豆等耐寒蔬菜。
没有电和自来水，医疗条件同样困难。我们在一个只有一个窗户的20平米的土房里设立了口腔科。房间很暗，只有一缕光线在窗户的正前方。我们从脚踏机开始，搭建了一个自己设计制造的简易“牙椅”，为广大进藏的藏族和汉族干部治疗口腔疾病。
当时，虽然藏民的所有医疗和住院都是免费的，但没有多少人第一次看病。我第一次用局麻无痛拔牙的时候，病人很惊讶。站在窗外观看手术的藏族同胞不停地竖起大拇指，称赞“门巴(医生)多优雅(好)！”雅(好)！"
后来，我们逐渐为颌面部间隙感染、颌骨骨髓炎、颌骨骨折和唇裂等患者开展了手术治疗。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。等病人治好了，病人就会相信你，相信共产党。我觉得很幸福。在雪域高原，作为仅有的两位牙医，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藏族同胞的信任和尊重，越来越多的患者前来就诊。
藏族同胞虽然不懂语言，但是特别真诚淳朴。当时我快生了，为了不耽误工作，没有回成都生孩子。高原氧气稀薄，营养供应跟不上，我处境艰难。许多藏族妇女自发地围着病房的窗户流泪，为我的安全生产祈祷。其中一位患者白马得知我怀孕了。她提前半年把那只鸡的蛋一个个存起来，递到我床边，让我好好照顾自己。后来打开一看，发现大部分鸡蛋都已经变质了，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对于扎根这个高原的决定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
1954年，新建的昌都人民医院建成，口腔科告别了脚机，开始用电动机运转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助产士和一名军队卫生员被分配去学习和工作，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教学生涯。
为了上好专业课，我们编写教材，绘制教学图纸，选取牙齿标本，用黄泥塑造下颌骨模型，同时结合临床实践，向学生讲授口腔常见病的诊治和口腔修复工作。后来原助产士被评为口腔科主治医师，原卫生员晋升为口腔科医生。
卫生大队陆续从基层选派藏族青年参加初级卫生人员培训班。为了不断扩大昌都地区的口腔医学人才，我们还通过带徒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口腔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，力争为西藏留下更多优秀的口腔医生。
在这片雪域高原上，我们宣传党的政策，设立诊室，救治病人，教导徒弟.为昌都的口腔卫生事业贡献我们年轻的血液。1957年底，我回到成都华西从事口腔医学工作，而胡运成继续在西藏昌都工作。夫妻俩分开了18年，直到1975年我们才在成都团聚。
1996年我退休后，希望继续为中国口腔医学发光，于是指导了一批学生去临床做科研，还参加了自己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。在临床教学中，我经常告诫学生对病人要有耐心，对待病人要认真负责，不要不懂就大意。
我一生都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工作。作为祖国西部开发的先行者，我把青春都献给了西藏的口腔卫生事业。
事业，为解除藏族同胞的口腔病痛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我感到非常欣慰和光荣。（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）
